印度比中國可怕在哪里？

2017-09-25 14:34 | 太奇MBA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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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公司CEO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

  美國的500強企業(yè)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英國裔（籍）9位。另有來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土耳其等在內的其他國家的人士擔任CEO。中國香港裔（籍）和中國臺灣裔（籍）分別有1位，但中國大陸人卻榜上無名。關鍵問題是：除了谷歌與微軟，摩托羅拉、百事可樂、諾基亞、軟銀、Adobe、SanDisk、聯(lián)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這些在中國人心目中轟雷貫耳的國際巨頭，其CEO級別的高管位置居然都被印度人拿下！全球最大的電信運營商沃達豐集團前首席執(zhí)行官阿倫·薩林(Arun Sarin)也是印度人。我曾拜訪過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運營商Comcast的首席采購官，他也是印度人。我在硅谷見過很多投資的標的公司，見面后發(fā)現(xiàn)印度人是創(chuàng)始人的比例多到讓我快要發(fā)瘋的程度。

  如果僅僅某些知名公司的CEO是印度人，可能還不足以讓人感受到不可思議和震驚已經達到什么程度。谷歌董事會的13位高層領導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早在2005年發(fā)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顯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來自印度，中高層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今天的比例更是比10年前高得多。

  除了企業(yè)高管，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也開始擔任歐美知名商學院的院長。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是一個只要子女能進去學習就算光宗耀祖的常青藤學校，2010年7月上任至今的該學院第10任院長尼廷·羅利亞（Nitin Nohria）是印度裔，他也是哈佛大學102年歷史上的首位外裔院長。這讓中國人情何以堪？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院長蘇尼爾·庫馬爾（Sunil Kumar），印度人。前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院長、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出任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院長的迪帕克·詹恩（Dipak C. Jain），也是印度人。

  相比之下， 中國人在美國高科技企業(yè)中的能獲得管理崗位的不僅鳳毛麟角，而且還在全線潰退。能去美國的很多都是從中國頂尖學府（清華、北大、中科大等等211、985名校）畢業(yè)的高才生，最終在美國卻只能當純打工角色的工程師、架構師。原來硅谷被稱為IC的天下，I指Indian，C指Chinese。但現(xiàn)在，硅谷的別名已經叫“印度谷”了。

  讓我快要發(fā)瘋的并不是中國與印度之間在管理發(fā)展上如此巨大的差距，而是直到現(xiàn)在，整個華人群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輸在哪里。華人社會對此問題作出的總結更是荒唐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如同我們感覺印度人時間觀念差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一樣。

  印度人語言能力強——可印度人語言能力再強，能強得過美國白人嗎？況且在美國，華裔二代連中文都沒幾個人會說了，語言的能力還會比印度人差嗎？

  印度人抱團，甚至排擠中國人——這純粹在拿自己的心思去度量。

   ......

  道理其實再簡單不過了：如果你跑步跑不過對手，就是跑步的能力不如對手；打球打不過對手，就是打球的能力不如對手；踢足球踢不過對手，就是足球能力不如對手......扯那么多根本沒直接關系的東西干嘛？ 做管理做不過印度人，原因就是中國人自己管理能力差，用得著繞那么多彎子去找借口嗎？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是怎么來的？

  我擔任中興印度公司CEO期間，招聘過大量印度本地員工。最初我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印度本地員工的簡歷中，在教育經歷方面，他們無論技術專業(yè)是什么，都同時還有一個MBA學歷。

  剛開始我以為，是人力資源部門初選完了以后，把雙學位的優(yōu)秀人才留了下來，所以不一樣。但當我發(fā)現(xiàn)一個又一個簡歷全都有MBA學歷時，感覺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我讓人力資源部門把所有只要收到的簡歷全都拿給我看一下。前后檢查了有上千份簡歷之后，我驚呆了：幾乎找不到一份沒有MBA學歷的簡歷！

  怎么會是這樣？于是我問本地資深員工：為什么每個高校的印度學生全都學習MBA呢？他們只告訴我，所有印度學生都是這樣。大多數(shù)人根本說不清原因是什么——已經完全習慣成自然了。如果哪個學生不學MBA，在印度才會讓人感覺難以理解，如同在中國上學居然不學中文一樣不可思議。 MBA已經是印度所有大學生的必修課程。只有一個比較老的本地員工告訴了我印度獨立后如何發(fā)展管理學院，尤其是印度管理學院的歷史。

  印度1947年獨立后，馬上就把發(fā)展管理能力作為印度振興的一項重要內容。印度是一個太多民族、宗教和語言混雜的國家，管理問題的難度也的確遠遠比其他國家大得多。1959年，印度計劃委員會聘請加州大學教授喬治·羅賓斯（George Robbins），協(xié)助成立全印管理研究機構。根據(jù)羅賓斯教授的提議，1961年，印度政府先后建立了兩所精英教育學院，分別位于加爾各答和艾哈邁德巴德，統(tǒng)一名稱為印度管理學院（IIM），以不同地名作后綴來區(qū)別。此后在各個不同城市新設的印度管理學院分院越來越多，到現(xiàn)在已經發(fā)展到20個分院。

  印度不僅專業(yè)的管理學院長期持續(xù)發(fā)展，而且將MBA課程普及到了所有高校的所有專業(yè)學生中去了。在印度所有高校畢業(yè)生中，學習MBA也成了一個默認的必須選項。

  當聽到薩蒂亞·納德拉任微軟CEO時，我馬上認定他一定也是學過MBA的。到網上查他的經歷，果不其然，他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大學獲得電子和通信專業(yè)的工程學士學位，隨后前往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UW-Milwaukee）攻讀計算機碩士，再后來在芝加哥大學MBA畢業(yè)。只要你發(fā)現(xiàn)任何印度人擔任了美國知名公司的CEO或CTO（首席技術官）等，你去查他的學歷，基本上可以肯定100%是有MBA學歷的。

  幾乎所有中國孩子在學校都打乒乓球，所以你就知道，為什么世界乒乓球比賽最后的決賽基本就沒其他國家什么事兒了。在國際賽事上拿了世界乒乓球冠軍的中國選手，如果馬上回國來參加一個全國性的乒乓球大賽，被打到10名甚至20名以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中國也有MBA教育，但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成功人士”花幾十萬元才能參加的MBA或EMBA班。在這種MBA班里，真能學到什么知識技能不知道，但能知道的是可以認識到什么人，形成什么圈子，幸運的話還能泡個明星什么的。另一類是高考后直接進入工商管理類專業(yè)學習的本科學生。由此就該清楚，為什么中國人在管理能力上被印度人打到這么慘痛的地步了。

為什么印度人的管理能力獨步全球？

  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國家包括中國都有MBA教育，為什么印度的MBA會這么厲害？重大的區(qū)別在于：在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管理或商科的專業(yè)學生從一進高校就學商科，更高學歷也是商科。這會導致一個嚴重問題：就是不太懂各個行業(yè)的專業(yè)技術。但是， 印度的MBA是所有學科專業(yè)學生的必修課，這使印度的MBA具有其他所有國家難以企及的巨大優(yōu)勢：專業(yè)和管理全都懂。道理非常簡單，當一個學生既懂專業(yè)又懂MBA時，即使做一個普通研發(fā)者，也有巨大的優(yōu)勢，做管理者更是如此。僅以溝通能力為例來說明一下。

  印度人管理上強于他人的肯定不只是英語的語言能力，更是強大的溝通能力。切不可簡單認為印度人只是“能說會道”，“溝通能力”與“語言能力”看似很接近，事實上卻有巨大的區(qū)別。中國企業(yè)在進行管理培訓時也會講溝通。他們是怎么講的呢？

  從技巧上說，溝通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善于傾聽。那如何傾聽呢？管理培訓老師會給你寫一個繁體字的“聽”?？纯矗覀兝献孀谑嵌嗝绰斆?，左邊一個耳下面一個王字。就是說要以聽為王。右邊十個目一個心，就是講傾聽時眼睛要看著對方，一心一意地聽講。而現(xiàn)在簡體字的“聽”怎么寫得呢？左邊是“口”，右邊是“斤”，就是先讓你開口說話，看看你有多少“斤兩”，然后再想用什么辦法收拾你。中國企業(yè)里的員工聽完后都覺得：啊，講得真好。

  可是，道理很簡單：在現(xiàn)代社會，如果你不懂技術和專業(yè)，再會聽，就算二十個目一個心，你能聽得懂嗎？這類用繁體字去攻擊簡體字，是典型的來自臺灣地區(qū)管理體系培訓的變種。很可惜，現(xiàn)在內地大量流行的企業(yè)管理培訓，臺灣是一個最重要的來源地之一。這種算命式的拆字、附會式的解說，怎么能讓我們理解現(xiàn)代管理真正的奧義？本來只用一個人兩只眼睛，一定要找來五個人十只眼才能溝通嗎？這種溝通的成本和效率會最優(yōu)嗎？知道人家猶太人一個人過來，為什么中國企業(yè)需要五個人才能應對？因為別人一個人可以把所有問題全解決了，而中國企業(yè)五個不同專業(yè)的人過來，也未必能把所有相關問題都覆蓋。猶太人同樣是專業(yè)和管理能力都超強的民族。因為缺乏真正科學專業(yè)的管理培訓，大量以佛、道、中華傳統(tǒng)文化甚至易經、算命、成功學為裝點門面的所謂企業(yè)培訓充斥于中國內地市場。

  我第一次出國是去南美。在秘魯首都利馬與國際電信巨頭西班牙電信公司（Telefónica）的人開會，討論我當時負責的傳輸產品測試問題。我當時剛開始做國際業(yè)務不久，英語能力基本全還給老師了。交流中只能偶爾聽懂幾個單詞，但有一個最關鍵的詞我聽懂了：“not official”，非正式的。結合與當?shù)劁N售人員的交流，我明白了國際電信企業(yè)短名單招標制度與中國項目招標制度的巨大差異，由此寫下十多萬字的考察報告，成為奠定中興國際市場走向正規(guī)的歷史性文獻。

  當時我們搞不清楚，短名單制度只在一個新技術出現(xiàn)時才會進行，一旦短名單確定，以后就沒有招標機會了，只是向進入短名單的企業(yè)發(fā)PO（訂單確認文件），大門就算徹底關上了。在這種招標制度下，不是你靠模仿改進降低成本就能打進這樣的市場的。即使你付出艱難努力，讓對方把你的產品拿來測試一下，那也只是玩一下而已，是“非正式”的，沒有任何實際的商業(yè)價值。

  做國際市場那么多年，為什么要等我親自過去，才能理解相應問題，并得到清楚的解釋呢？原來那些國際市場開拓人員語言能力都很好，但因專業(yè)能力不足，而嚴重缺乏溝通能力。

  開拓國際市場初期，因為相關人員不懂英文，中興從外語學院招聘了幾千名純粹學語言的學生。但幾年之后，這些人基本都離開中興了，只有極少數(shù)努力學習技術知識的人留下。最荒唐的案例之一是，中興花費了很大代價聯(lián)系到與一個國家通訊部長見面的機會，見面后部長問：你們公司是做什么的，我們可以有什么合作的機會？但中興這些純粹學語言的人什么都答不上來。

  我在中興參加過一次國際市場人員的招聘。有一位國內著名外國語學院畢業(yè)的學生，專業(yè)是英國文學，而且過了英文專業(yè)八級。他的英語能力流利到可以順暢地討論巴爾扎克文學作品的程度。但是，他不僅對通信專業(yè)一竅不通，而且沒有任何工科知識背景，中學學過的物理化學也全還給老師了。精通英國文學這絕對不是壞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有可能成為市場突破的利器。但很難相信，這樣的人進來后，主要靠與客戶討論巴爾扎克作品，就能拿下賣出通信設備的合同嗎？這名學生讓人感覺非常雞肋。

  中國人在管理上輸給印度人，是因為語言能力差嗎？如果你聽過中國外語學院畢業(yè)學生的語言交流就知道，這種說法純屬瞎扯。只要中國學生清楚該學什么，他們會把任何知識包括語言，都學到最極致的程度，但關鍵問題在于，他們不知道該學什么才能與印度的管理能力相抗衡。對“現(xiàn)代社會需要復合型人才”的呼吁，在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早就存在了，但問題在于如何復合？直到今天，包括呼吁的專家自己也沒真正明白。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并不是在長期歷史中自然形成的，而就是印度獨立后人為培養(yǎng)的結果。

  對溝通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傾聽，而是傾聽以后能“理解”。并且聽和理解只是溝通能力的一個方面，更難的方面是表達。這更不是只要具備語言能力就足夠的。中國人都懂中文，但有幾個人善于用中文表達的？你都不理解自己的產品和技術，怎么能把產品的優(yōu)點表達出來呢？要想表達清楚這些，不僅要理解具體的專業(yè)技術，而且要善于比較技術的概念原理，另外還要對市場、客戶需求、行業(yè)發(fā)展等都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印度人管理能力的強大并沒有在印度國內充分體現(xiàn)出來，因為太多需要管理的印度人仍是沒有經過現(xiàn)代科學和管理培訓的底層勞工。但是，當具備超凡脫俗才干的印度管理人才到了國外，這種能力有了其他國家高素質員工的支持，他們就會一飛沖天。 美國人提出的概念“中美國”（Chimerica）并未被中國所接受，可是，通過印度人的管理在未來自然形成的“美印度”AI（America India），加上人工智能（AI），會使制造業(yè)徹底擺脫對普通勞動力的依賴，卻可能帶來完全不同的格局。僅僅一個印度不會成為中國的威脅，但如果中國未來面對的是AI+AI（美印度+人工智能），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從中興到華為，中國人管理的致命缺點在哪里？

  中國專業(yè)人才普遍缺乏管理能力方面的專業(yè)教育，不要認為有大量在領導崗位上工作的中國人，他們就會自動學會如何管理。 在缺乏現(xiàn)代管理教育的情況下，中國人會形成自己的特殊管理文化。如果沒有科學發(fā)展的現(xiàn)代管理體系的知識，就一定會有別的東西來填充。

  首先是官與權。一談到管理，中國人心目中首先出現(xiàn)的就是權力與官位。官大一級壓死人，有權有官位，才好管人、修理人。

  其次是政治。雖然前面我們談到，中國的企業(yè)管理培訓中也會傳授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知識，但一談到管理，卻總是無形中變成政治。說到辦公室政治，制衡就會充塞進中國人的腦袋里，形成互相拆臺的惡性局面。

  第三是厚黑。其實，現(xiàn)代管理也有制衡，但是中國人的制衡方法更多以一種權術來不受控制地體現(xiàn)。問題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實現(xiàn)公司內的辦公室政治。即使在公開的出版物中，《厚黑學》之類著作也成為一類比正式的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知識更受歡迎的東西。無原則的陰謀詭計、爾虞我詐、互相攻訐被人們津津樂道。當這些東西風行，有人靠這些東西成功時，又會強化這些東西在中國人中間不受約束地以非正式方式流行并得到傳授。人們分析社會和現(xiàn)實，也都是以這一類厚黑知識權謀體系作框架，從而被鎖定到這種認知中而不能自拔。

  人的本性其實都是一樣的，問題只在于你如何去處理它們。所有企業(yè)，無論中外，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用不同的知識體系去處理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我之前一些文章發(fā)表后，很多網友留言表示，很可惜中興未能留住我。

  其實，中興已經算是中國企業(yè)里在管理上相當出色的一家。我個人認為， 中興的管理能力培養(yǎng)遠超過華為。這充分體現(xiàn)在，從中興出來的人創(chuàng)業(yè)成功者遠遠多于華為，僅中興系上市公司就超過10家，更別提大量未上市的企業(yè)。而華為出來的人，成功最多的就只是給別的創(chuàng)業(yè)者培訓華為的管理體系。像浙江宇視科技這樣由從華為出來的人成功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非常罕見。我與宇視創(chuàng)始人張鵬國老總交談過后才發(fā)現(xiàn)，他屬于華為管理者中有些另類的，即既繼承了華為的大量優(yōu)點，又有很大的超脫之處。這或許可以解釋他們?yōu)槭裁纯梢宰约簞?chuàng)業(yè)成功。純華為管理者在華為內部可以發(fā)揮，一旦離開華為的環(huán)境，基本就算廢了。

  中興領導人侯為貴極其勤于學習，也把自己學到的管理學書籍在中興管理人員中推薦，這些管理學著作幾乎遍及了所有西方管理學派。令人奇怪的是，其中大多數(shù)，其實中興并未去實際推廣應用，學習只是為提升中興管理者的素質。至今離開中興很多年，我仍心存感激之情，視侯總為恩師。

  中興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管理學院，我參加了中興從在珠海賓館舉辦的第一期管理干部培訓班開始的很多期培訓班，公司三層以上領導，每個周六都通過會議電視系統(tǒng)全體集中學習。但是很遺憾，中國學生在高校中大都完全不去學習工商管理知識，而很多基礎知識的欠缺是很難用后天的企業(yè)培訓來彌補的。例如，最基礎的財務知識從未在中興管理者中間作為學習材料，對競爭戰(zhàn)略方面也相對缺乏。這是中興總體上競爭不過華為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軍人出身的華為老總任正非在市場競爭戰(zhàn)略上的積累遠勝于中興。如果我自己不是因為研究純科學的學術問題，也不會早在進入中興之前就對工商管理課程進行過全面系統(tǒng)的學習。也不會讀遍任總讀過的所有軍事戰(zhàn)略經典，并且自己寫一本軍事戰(zhàn)略著作《超越戰(zhàn)爭論》。

  盡管華為在市場上比中興更為出色，但它內部的管理問題同樣不是簡單靠一家公司自己就能解決的。我最初之所以進中興，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使人們認識到現(xiàn)代管理和全科型知識體系的巨大優(yōu)勢。如果我在華為，無論做多么好，人們都會認為這是因為華為強大，與個人無關。而如果在整體上不如華為的中興，能夠在市場上凡是與華為交戰(zhàn)都幾乎戰(zhàn)而勝之，我就能體現(xiàn)出不同之處。

  實際上，不論在視訊領域還是傳輸領域，不論是在國際市場還是專門在印度市場，我都做到了以近乎絕對壓倒性的優(yōu)勢殺得華為丟盔卸甲：要么是開始時市場總額與華為差不多，過一兩年就拉大到華為的三五倍，要么是開始遠遠落后于華為，但一兩年內就能將銷售額增大幾倍，從而迅速拉近與華為的差距。 被人們高度神話了的華為，其內在的極度虛弱、一觸即潰，我是用實際的較量充分證明過的。

  但這種實際行動的證明獲得了中興內部的普遍認可了嗎？很遺憾，一個普遍不具有現(xiàn)代管理意識和系統(tǒng)培訓的群體，僅靠個人的行動是改變不了的。中興管理層有很多人給我的評價與評價印度CEO類似：太能說會道的人不會真正干實事，以此為自己管理能力的極度欠缺找借口。人們只看到我在外面說什么，而看不到我在部門內部如何系統(tǒng)運用現(xiàn)代管理學的知識技能，如培訓員工市場技能、激勵員工、進行戰(zhàn)略分析、分析項目決策鏈、破解對手策略、制定市場戰(zhàn)略策略、引入項目管理、時間管理、目標管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基本和系統(tǒng)的管理知識技能與自己特定的產品技術和市場相結合，這是一個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很多中國新官上任總喜歡搞出一些新名堂、新概念。其實，如果你不具備早就已經在管理學界成熟和系統(tǒng)的管理知識，那些“新名堂”又能有什么意義呢？

  中國很多優(yōu)秀的企業(yè)，是靠創(chuàng)業(yè)者的天賦和悟性，以及精通“中國式的管理”而獲得成功的。但當他們不在時，那些成功的企業(yè)會陷入內斗而瞬間崩潰嗎？所有人心中其實都有這樣的疑慮。但對國外優(yōu)秀企業(yè)，卻很少人有這種擔心，最多是擔心他們的戰(zhàn)略與效率。因此，無論中國企業(yè)成功到什么程度，人們心目中總是存有一絲陰影，一種因管理能力的普遍和極度欠缺而令這些企業(yè)最終可能毀于一旦的憂慮。

  說到這里，網友們可能會問另一個問題：你說印度管理人才這么優(yōu)秀，中國人的管理能力嚴重欠缺，那中國企業(yè)這么多年為什么會迅猛發(fā)展，并使中國的經濟科技都在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呢？中國當然有自己的優(yōu)點，弄清楚這些優(yōu)點，才能更清楚全面地理解我們需要克服的弱點。中國人的優(yōu)點就在于不可思議的“中國效率”或“中國速度”。
附讀：別再小看印度

  不少國人對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窮、亂、差、慢“上，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看看曾任駐印度孟買總領的袁南生怎么說。

  中印最近幾十年發(fā)展都很快，中國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為世界矚目，印度也因快速發(fā)展而成為“金磚國家”之一。中國在許多方面較印度先進得多，例如，2012年中國GDP約8.3萬億美元, 實際增長率為7.8%，印度則為1.8萬億美元, 實際增長率為5.3%。印度整體落后于中國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駐印度孟買總領事時，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對我明確表示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多年來，印度在發(fā)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僅次于中國的國家。不少國人對印度發(fā)展中的積極面看得不夠，對消極面看得過重，簡單地用“窮、亂、差、慢”看待印度，這明顯不符合事實，不利于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筆者根據(jù)自己的所見所聞，換個角度對印度談幾點看法。

窮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國低得多，與中國相比無疑要窮得多，但印度人不覺得苦，幸福指數(shù)非常高。民意測驗表明，相信有來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來生還是印度人。為什么會這樣？一是印度開國時就實行全民公費醫(yī)療。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國人。我在孟買時的同事、駐孟買副總領事的女兒不慎受傷，送往醫(yī)院治療完畢，分文未交，簽字就行了，原因在于這是一家公立醫(yī)院。二是印度對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時，公立大學特別是新德里大學、尼赫魯大學這樣著名的公立大學，學生幾乎不用交費，學校管食宿，一年學費、吃住加在一塊，只合人民幣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學，學費也不太貴（外國學生攻讀碩士學位的學費、食宿費總共6000美元）。完全靠學費學校根本辦不下去，錢從哪里來？來自于社會的捐款。三是國家在法律上盡可能促進社會公正。1950年印度憲法頒布，其中一個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視，不能在種姓上有任何的區(qū)分和區(qū)別對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也必須留出10%以上的名額專門招收“賤民”學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規(guī)定：有多少殘疾人，公務員中就必須為他們保留相應比例的名額；卡納塔克邦有7%的殘疾人，因此給殘疾人保留7%的公務員名額。

  印度整體上雖窮，卻能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例如，除了電影、馬戲，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費的，不少劇場只有發(fā)票窗口，沒有賣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賞過維也納交響樂團、莫斯科芭蕾舞團、南非歌舞團和其他許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與其他觀眾一樣，從來都是憑領的票入場。孟買10多個劇場常年免費演出，主要由企業(yè)和政府買單。

  印度公立學校的學費便宜得不可思議，實際上等于是免費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學校每生每月學費平均僅40~50盧比 （約合人民幣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學生在公立學校就讀。來自窮困地區(qū)的大學生一般都有助學金。印度生活用水、辦公用水沒人裝水表，也沒人收水費。我在孟買的辦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樣，只管用水，不管交費。印度還有個奇怪規(guī)定：農民可隨便進城，在一個地方住了30年以上，這個地方就屬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貧民窟，這是由于城鄉(xiāng)沒有隔斷。對于進城的農民，政府提供醫(yī)保和幾乎免費的義務教育等。媒體上經?？吹疥P于印度富人施舍的報道。印度富人樂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財團“塔塔集團”形成了贊助慈善事業(yè)的機制，印度首富普萊姆基一個人贊助辦了100所學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團董事長羅易的長子舉行婚禮時，為101對無錢辦婚禮的新人舉辦了集體婚禮，并贈給他們20萬盧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兒子也舉行訂婚儀式，又向14萬窮人免費發(fā)放了食品。


印度新德里大學
 

  為什么印度人窮而不苦？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關，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關。如果說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認為人生來是有罪的，每個禮拜要到教堂去贖罪；中國流行樂感文化，相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莫使金樽空對月”；印度則流行苦感文化，認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華，離神就越近，來世也就越幸福。正因為印度倡導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現(xiàn)代，大多數(shù)人仍奉行素食主義，同時不斷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雜而不亂

  印度與中國都是文明古國，但印度比中國要雜得多。大一統(tǒng)的中國可以用一個“統(tǒng)”字來描述，反之，可以用一個“雜”字描繪印度。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中央集權專制，印度卻從未出現(xiàn)過中央集權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亞次大陸是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多種姓的社會多元化地區(qū)，在歷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與中國秦朝同時代）和莫臥爾王朝（與清朝大體同期）曾短暫實現(xiàn)次大陸基本統(tǒng)一外，其余絕大部分年代處于邦國林立的分裂狀態(tài)。即便在短暫的統(tǒng)一時期，地方對朝廷也只是臣服和進貢的關系，中央對地方也未實行過郡縣管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是頗有張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亞獲得某種程度的文化統(tǒng)一。而政治統(tǒng)一則到了英國殖民統(tǒng)治時期才實現(xiàn)，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連接各地的鐵路和電報網絡催生了以“雜”為基本特征的現(xiàn)代印度。

  印度的“雜”體現(xiàn)在語言上。印度是語言大國，據(jù)1962年人口調查的統(tǒng)計，印度人講的語言有1652種，印在鈔票上的官方語言有15種，每個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語言。僅在孟買，大街上人們說的至少有26種語言，中小學生既要學全國通用的印地語，也要學英語和邦里的官方語言。印度的“雜”又體現(xiàn)在數(shù)百個政黨林立，無論國大黨還是印人黨，都得依賴地方小黨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執(zhí)政。于是乎，印度政壇長期呈現(xiàn)“四兩撥千斤”、“小黨唱大戲”的局面，一批地方強人朝秦暮楚，縱橫捭闔，在全國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上升，以至擁有呼風喚雨、與中央分庭抗禮之力。盡管這樣，印度總體上仍是雜而不亂，運轉有序。非暴力與不合作，而非大規(guī)模流血犧牲，使印度開國的成本在大國里面最低。自印度獨立以來，從未發(fā)生過軍事政變。每次大選都有條不紊地進行，政府更替有序，與鄰國巴基斯坦形成鮮明對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務員與納稅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沒有自己的報紙，沒有會議室，沒有文山會海。印度窮人盡管很多，卻基本上沒有拐賣婦女兒童現(xiàn)象，也沒有集體偷渡現(xiàn)象。盡管印度數(shù)億人口沒有脫貧，許多人露宿街頭，以乞討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沒有人靠當蛇頭、做“人販子”為生。印度基本上沒有盜版軟件和光盤、假冒偽劣產品，假冒偽劣藥品不敢說沒有，但確實因少而難得發(fā)現(xiàn)。印度醫(yī)院用血靠捐獻，社會上有負責獻血的慈善組織，愿意捐獻者不乏其人。醫(yī)院不買血，窮人也不賣血。印度貧富懸殊大，1400萬人口的孟買，竟有770萬人住在貧民窟，然而貧富如此兩極的印度，社會治安狀況總的來說卻不錯。游覽各地的廟宇名勝，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脫了放在門口，但不論什么樣的名牌鞋也絕不會丟失。印度火車常常人滿為患，但沒有票販子，也沒有假票?；疖嚰词挂呀涢_動，你如果沿月臺追趕，車上會伸出許多雙手拉你一把，并為你挪出一個地方。印度公共汽車沒有車門，車開動后，一些人還跳上跳下。中產階級開小車出門，車里能擠多少人就擠多少人，擠不下的塞到車后物品廂里，警察司空見慣，熟視無睹。車與車相撞了，只要還能走，一聲“拜拜”走人，從未看到過因此吵架。印度雖然很雜，但對國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漢族人近代以來學西裝革履，以致現(xiàn)在已經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了，而印度人穿紗麗幾千年不變，至今引以為傲。印度當年栽種鴉片賣到中國，鴉片在中國一度泛濫成災，但鴉片當年在印度沒有泛濫，今天，印度吸毒人員仍遠不如中國多。


印度火車 緩而不慢
 

  根據(jù)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國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經濟實力比中國差得多，但一直在發(fā)展。印度以中國1/3的國土，負擔幾乎與中國相當?shù)娜丝?，以中?/3的GDP，在相同的時間內，能提供幾乎免費的義務教育、免費醫(yī)療，能養(yǎng)得起航母，能將人造衛(wèi)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彈。印度經濟增長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時間里，印度人均實際工資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兩倍，老百姓實實在在分享了經濟增長成果。

  印度人不著急，慢慢來，但這并不意味著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門的公務員確實人員少、任務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羅爾被譽為南亞“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評為軟件能力成熟度5級的72家企業(yè)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這些企業(yè)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羅爾。但是，主管該領域工作的卡納塔克邦政府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科學技術部（相當于我國省級信息產業(yè)廳和科技廳），全部工作人員只有7人。從總體看，印度是經濟不發(fā)達國家，但在一些領域，它又處于十分先進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極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卻很發(fā)達，不僅培養(yǎng)出世界一流的軟件工程師，且迄今為止已產生了6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包括文學、物理學、醫(yī)學、經濟學以及和平獎。獨立以來，印度培養(yǎng)的科技人才數(shù)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時間好像不值錢，但解決電腦“千年蟲”問題卻最快、最徹底，贏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機擁有者比中國少得多，但印度手機早已單向收費。在印度找個網吧特別費勁，但其信息產業(yè)卻一枝獨秀讓世界驚奇。比爾蓋茨1997年3月訪問印度時說，“21世紀的軟件超級大國不是美國，不是歐洲，而可能是印度”。



印度硅谷——班加羅爾
 

  中國與印度的“龍象之爭”中有一些奇怪現(xiàn)象值得關注——2003年，印度有23個股票市場，已全部聯(lián)網，中國只有兩個；印度上市公司1萬家以上，中國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資本門檻為8000萬人民幣，中國則為5000萬；印度的銀行體系有27家政府銀行，25家私人銀行，46家外資銀行，有47000個非銀行金融機構且基本上是私營的，還有差不多100多家商業(yè)銀行，其中75％是外資或私營銀行。這種情況下，印度為創(chuàng)業(yè)者和企業(yè)提供的融資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資額，就比中國多很多。印度銀行的商業(yè)貸款有35％貸給國有企業(yè)，其他65％貸給私人、家庭和私營企業(yè)；相比之下，中國銀行貸款方向剛好顛倒過來，70％貸給國企，30％貸給私人。此外，中印呆壞賬的比率不一樣。正因為印度的銀行體系和整個非銀行金融體系包括資本市場的私有化程度遠高于中國，所以印度的貸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帶來更高回報、呆壞賬比率較低的私企。

腐而不敗

  印度重大腐敗丑聞不斷，例如，“電信丑聞”中的前電信部長等一伙人為所欲為，以遠低于市場價值的“甩賣價”出售2G手機網絡許可證，導致國庫損失400億美元，成為印度獨立以來最為嚴重的官商勾結案，其首犯被美國《時代》周刊列為全球第二大“濫用權力者”（因“水門事件”遭彈劾的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應看到，禍害當今中國的一些腐敗現(xiàn)象印度卻幾乎沒有，或者說并不嚴重。例如，印度沒有公款旅游風，也沒有吃喝風。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傾向吃素，反之，越沒有地位、越沒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對素食的較真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連蘿卜、花生等地底下長的東西都不吃，因為不愿殺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對我說，他訪問中國期間，中國餐館用煮過葷菜的鍋給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沒有天價煙酒，煙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煙的人極少，公務往來和紅白喜事沒有人敬煙。印度的煙僅10支裝，比中國的煙短。印度人口袋里裝一包煙、一個打火機的不多，許多煙民寧愿買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來抽。印度沒有公車攀比風，自政府總理以下，官員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的國產車，幾十年來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乘外國車、高檔車的都不是當官的。印度官員沒有奢侈風。即使印度國防部大樓里，海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和陸軍參謀長這樣的最高將領（總統(tǒng)是三軍總司令）的辦公室，也沒裝空調。夏天高溫常達45攝氏度左右，他們的辦公室里也只有電扇在轉。我去過多次的馬邦邦長、孟買市長等的會客廳和宴會廳里也沒有空調。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學校，而不是政府辦公樓。這不是因為印度太窮，而是議會不批準這方面的開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須經議會批準，批準前要經過多番公開辯論。找部長、邦長等行政高官沒用，他們只有執(zhí)行權，沒有大的審批權，且公共開支完全透明，難有貓膩。也正因此，印度難以產生成克杰、劉志軍這樣的貪官。

  不少人喜歡把中印關系描繪為“龍象之爭”，我在印度工作時的印度外長辛格對此表示：中、印競爭是龜兔賽跑，印度是龜，中國是兔，兔跑得快，龜落后了，但“千年烏龜十年兔”，最終誰跑得遠還要看。辛格的話表明，印度承認落后卻不甘落后。習慣于從龍象之爭視角看待中印關系的讀者，不妨換個角度，從龜兔賽跑的角度，來個換位思考。